陕西省戏曲志编辑部编。《陕西通志戏剧志》《中国戏曲志陕西卷》编委会刊行。共出三辑。1983年8月出刊第一辑，次年出刊第二辑，主编焦文彬；1985年出刊第三辑，主编鱼讯。每辑25万字左右。内容分戏剧史、剧种、班社与剧团、剧作家、音乐唱腔、艺人演员、简讯等栏目。三辑共收各类史料80余篇，主要有田益荣的《秦腔》，焦文彬的《秦腔概述》，王依群的《剧种特色的形成及其发展》，赵洪的《范紫东及其剧作初探》，黄俊耀的《马健翎艺术生涯》，静波的《陕西现代秦腔班社之概况》，鲁侠的《关中八一剧团简史》，终南樵的《试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历史经验》《陈雨农研究资料选编》和《魏长生资料初辑》，施葆璋的《三意社点将录》等。

也称乐楼、戏台，前身是宫廷歌榭、舞榭，以及唐以前专供皇室和达官显贵观赏优伶表演的“锦筵”“舞筵”等娱乐性建筑。多建造于露天之地，观众站在露天广场观演。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多处就已绘有专为佛、菩萨及其众生共享游乐的歌舞台。在《净土变》壁画中，绘有被称作“锦筵”“舞筵”的表演台，四周环水，矮栏低围，上无顶盖遮阳，下有花毯铺地，台上伎乐管弦，响彻清虚，一派仙境景象。第237窟《法华经变》之“火宅喻图”，系中唐作品，画有一座形似单檐歇山顶式的一面观舞台上伶人作乐的情景。第61窟《法华经变》之“火宅喻图”，系唐五代后期绘制，画中单檐歇山顶式三面观舞台上，有舞人表演，两边为乐人奏乐，其格局已与明清戏楼无异。唐五代时，陕甘戏楼业已形成。唐、宋以来庙会活动日趋繁荣，逐渐把戏楼纳入寺庙一体化的建筑行列，由此形成“城隍庙对戏楼”和“凡有寺庙处，必然有戏楼”的建筑格局。西北地区最早的戏楼有庙会戏楼、都市戏楼、会馆戏楼三类。庙会戏楼 晚唐就已出现，如甘肃省华亭县翠峰山观峡寺戏楼、陕西澄城县城隍庙戏楼等，分别始建于唐高宗丁卯年间（667)和唐贞元十三年(797)。明清时期，庙会戏楼建造成风，村村建有戏楼，就连地处偏远的山区，也是神庙与戏楼林立，处处可见。1980年文化文物部门普查，陕西全省清代以前的戏楼计有300余座，现存130余座。甘肃清代以前的戏楼有800余座，现存者不足50座。庙会戏楼多建于庙院山门处，与正殿、献殿相对，均处于庙院中轴线上。通常在寺庙大殿之前，修一高出地面3~5尺的台子，为了同整个庙宇建筑相协调，高台不仅有顶盖，而且多系砖木结构的单双檐歇山顶亭式建筑。高台分前后两面，前面为演场，专供艺人演艺，演场三面开阔，观众从三面都可以观看演出，后面就是后台，形状像个封闭式的小屋，专供艺人化妆、休憩和上下场用。明清时代，为满足节曰喜庆的娱乐演出需要，还出现临时搭制草台的乡俗。草台以木为架。芦席掩体，欲演即搭，演后即拆。年复一年，形成定规。①庙会戏楼建造形式。形式随各地建筑民俗相异而有不同，如汉中、安康、商洛等陕南地区，地处秦岭以南，属长江流域，建筑形制多显江南风貌，一般为杆栏式建筑，台基概由木柱上棚以楼板组成;丝编之路两侧所建富有北方建筑风格，多系砖石砌基的台基式建筑。陕北、陇东高原，因民间习居窑洞，戏楼又多为卷窑式台基建筑等。一般为大屋顶式，有重檐和单檐之分，也有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和卷棚顶之别。经济条件差的，多覆以灰色板瓦，富裕地区多以琉璃筒瓦盖顶。个别贫穷山区，也有用青石板覆盖者，如陕北清涧曹家塔娘娘庙就是一例。其建筑格局有二连台式、三连台式、并台式、品子台式和对台式。前檐坊额和台中木屏注重雕饰，多施有彩绘和木雕，造技精美华丽，富有明显的装饰美。②庙会戏楼布局。布局基本适应庙会酬神赛会演出的需要，而且多为开阔的露天剧场，小者能容纳数千名观众，大者则可容纳万人以上；有的增施特殊设备，如前台两侧修建八字音墙，台上悬置斗八或斗四藻井，台面下埋大口瓷缸等，以增强舞台收音及音响共鸣效果。台口形体也比宋元戏楼高大宽敞，符合明清地方戏角色行当增多、场面扩宏的演出需要。都市戏楼 搭建在商业都市的演艺戏台。金元以来，都市商业文化得到发展，出现“勾栏”演艺场所。这是一种商业性的演出活动，为了便于售票，戏场多用席篷将演出场地围裹封闭，看客可以通过甬道交钱人场，甬道门前有招子，招子上公示每日演出名目。勾栏的内部有看台和戏房(即后台），看台也叫腰棚，上有顶篷可遮阳避雨。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有:“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保寿。”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宣宗纪》记载万寿公主曾于“慈恩寺观戏场”观戏。元李好文《奉元长安城图》中就载有勾栏一处，因原物不存，整体建筑形制已难说清。清末民初各大秦腔戏班在西安、兰州等大中城市建造的大戏棚营业性演出场所，正是“勾栏”演艺形式的延续。会馆戏楼 同乡商会敬奉行业之神的戏楼。大都建造在城隍庙、关帝庙前，故与庙会戏楼无异。所不同者庙会戏楼由各地信徒捐资建造，所有权归寺庙。会馆戏楼由同乡商家出资建造，所有权归商会。清代，各地商会大兴土木修造关帝庙祠和戏楼，如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修《皋兰县志》(今兰州)卷十记:“城隍庙创自明代，乾隆三十二年修戏楼”;该志卷二记：“关帝庙前有戏楼一”；“城隍庙有戏楼一”;《皋兰县续志》记：‘‘山陕会馆内有戏台，唱对台戏”“关帝庙殿门外为戏楼二”。《天水县志》卷二记:“城隍庙正南乐楼一”等。甘肃张掖的山西会馆戏楼、兰州市贡元巷的陕西会馆戏楼、陕西紫阳县武昌会馆戏楼等至今完好。

秦腔借助服饰表演技艺的一种。“水袖”即蟒、帔、氅、褶戏曲服装袖端所缀2尺多长的白绸。因其甩动时形似水波，故名。演员常常借它进行各种花式表演，来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性格与感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戏曲演员对水袖的戏剧作用愈来愈加重视，其表演技巧也更趋复杂繁难，尤其一些戏中的旦行角色，为突出其表演的舞蹈美，还将其从2尺加长到6尺甚至8尺，使水袖成为戏曲表演的基本功之一。水袖功在秦腔舞台上运用极广，生、旦、净、丑几乎各有一套程式技巧。特别是秦腔花、小旦演员，创造出数十种水袖舞蹈姿势，加强了水袖的舞台表现作用。主要的动作程式有抖袖、翻袖、扬袖等。①抖袖。秦腔传纟允表演程式。由日常生活中整饰服饰动作夸张、美化而成。为身着蟒、帔、官衣、开氅、褶子等长袍宽袖服装的男女角色专用。分双抖袖、单抖袖两种。双抖袖即双臂向胸前蜷曲，由上而下，由里向外甩袖，然后再用腕和拇指慢慢将袖缓缓钩起，使水袖折叠置于腕部。单抖袖仅用一手动作。“抖袖”多用于角色上、下场时，或同“亮相”“正冠”“理须”“整服”组合在一起。也可作为剧中开唱或突出重点念白时表示情绪的起始动作，也可起到叫板或叫锣鼓点子的作用。②翻袖。秦腔传统表演程式。用臂、腕、指的弹力将水袖翻至腕上。有正、反、单、双四式。“正翻袖”由内向外翻，“反翻袖”由外向内翻，“单翻袖”为左右分翻，“双翻袖”为左右同翻。通常为先正后反、先单后双表演。③扬袖。秦腔传统表演程式。有斜扬、平扬、双翻扬诸式。斜扬为踏右步，按左袖，上右脚，随即踏左步，左袖盖住右袖，右膀由下向上拧至右斜方，弹腕出袖；平扬与斜扬同，唯正前方出袖；双翻扬为踏右步，按左袖，双里盖袖向里㧟腕子，向上翻起再向前弹出。

李怀坤(生卒年不详）秦腔演员。工净。陕西西安市人。又名“碎秃子”。幼习丑角，曾在《哭杀场》中饰丑丫鬟，每至台前，两耳即可自动，观众皆都称奇。后专工花脸，《破宁国》《苟家滩》《捉潘璋》《斩单童》《九龙柱》等，均系他所擅演的剧目。曾在三意社演出多年。后到陕西省戏曲专修班任教练，刘茂森等皆出其门下。

新编秦腔历史本戏。牛勃编剧，杨智改编。生、旦唱做戏。甘肃省甘谷县秦剧团首演。郭东来导演，王震作曲，王永进、张建文、孙龙娥、苏改琴等演出。本剧讲述了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民族英雄南霁云，亦即天水一带民间供奉的秦州慧音山二龙大王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通过驰缓、接应、搬兵、殉国等一系列慷慨悲壮的场面，塑造了南霁云、张巡、雷万春和南夫人等人物的英雄形象，歌颂了他们在国家危难时刻的大忠大勇，弘扬歌颂了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这一主题。情节跌宕起伏，戏剧冲突激烈尖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甘谷县秦剧团演出新编大型历史秦剧《睢阳魂》，王永进饰南霁云（王正强提供）

秦腔乐队的总称。秦腔乐队由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两部分组成。由于它们的音响效果和表现性质不同，实际使用上也就有了各自不同的侧重，分为文场和武场。管弦乐器最擅长于伴奏唱腔和演奏各种曲牌，故伴奏以唱为主的文戏，习惯称之为“文场”；打击乐器虽不能奏出旋律，却能够奏出强烈的节奏和炽烈的声响，所以，烘托和渲染以做、打为主的武戏场面，习惯称之“武场”。台口左右两侧，不退场也不慌场，当其伴奏和演出时，文场和武场分坐台口左右两侧，不退场也不换场，故当其伴奏和演出时，文场和武场分台口左右两侧，不退场也不换场，故通称其为“场面。从事劃腔半奏的乐师被称为“场面上人”。秦腔文场以演奏旋律为特点，武场以炽烈的节奏音响为表现形式，两者对比，若说武场如人体心脏的跳动，文场则就像血液的流淌，一个给这种流淌以节律，一个又给这种跳动以活力，两者相辅相承，互促互补，共同给秦腔艺术以生命。武场 秦腔的武场由板鼓、暴鼓、堂鼓、战鼓、牙子、梆子和小锣、大锣、铙钹、铰子等乐器组成。演奏鼓板的鼓师是整个舞台演出的总指挥，鼓师凭手下的“底锤”和手势来统筹全局，不仅要通过击奏各种不同的“锣鼓点子”，来配合演员的身段表演，营造出舞台的戏剧气氛和引出文场进入演奏，还要把各种表演程式、人物关系组织归纳在统一的章法之内，在它的引领下，武场打击乐贯穿全剧始终，渗透在每个身段、唱腔、念白和舞台表演之中并带动全局，故有人把武场称为舞台的神经，又把鼓师称作武场的主心骨。著名鼓师有周坛、吕侃娃(偏头)、朱宝曱(圆圆子）、杨觉民、荆永福、王平蕃、侯应西、刘发祥(常娃）、于海如、索成寿、王满民(疙瘩娃）、栗怀印等。武场打击乐所演奏的锣鼓点子，都是特定的一种锣鼓谱式，它的结构与所使用的乐器、打法和节奏都有一定关系，而且还各有专名，如[拥锤][列锤][金钱花][一串铃][五锤][七锤][倒八锤][擂锤][磨锤]等。每个锣鼓点子又各有自己的用场，在戏里，可按剧情发展的需要加以衔接变化，配合各种表演。秦腔的锣鼓点子丰富，包括开场锣鼓、板头锣鼓和动作锣鼓三种用场。①开场锣鼓。用来表示戏曲开幕的锣鼓点子，有表演序曲之意，还能营造红火炽烈的舞台气氛，以招徕观众，引出正戏。如秦腔中的[湖广锣][暴落锤][十样景][南瓜蔓][串子][闹元宵]等。这些开场锣鼓，都是由众多不同的锣鼓点子联套组成，曲体长大，差不多都在二十几分钟以上。1949年以后，秦腔演出转入剧院，开场锣鼓已很少再用，一般改以简洁的[拥锤]或[列锤]代之。②动作锣鼓。用来配合角色上下场、身段、台步、白口、武打等动作表演的锣鼓点子。鼓师根据角色的身份、年龄、性别、性格、情绪以及所处的戏剧环境、戏剧气氛等选择适合的锣鼓点子给予配合渲。如年轻活泼的丫鬟小旦上场，就多用较为轻快的手锣击奏[一串铃]送上；如果是老旦老生出场，则用[小豹子头][滚头子]锣经；较有身份的诸如帝王将相角色出场，大都用大锣、铙钹引出，而且还要敲击出声势，使他们上场就能够让观众了解他们非同一般的身份和气度；若像张飞、李逵、荆轲一类二花脸角色出场，锣鼓需要打得火爆炽烈，甚至还要带些战斗气氛，以此体现出他们刚烈勇猛的个性特征和非同一般的威仪；丑行角色上场，一般仅用板、手锣、铰子打出，锣鼓点子要带一点滑稽情趣。③板头锣鼓。即套在各种唱腔板头之前的击乐部分。有渲染舞台气氛，配合人物起唱之前的身段表演，明确将要演唱的唱腔板式、腔速、调门，引出板头弦乐过门和帮助演员酝酿演唱情绪等作用。板头锣鼓虽是一种程式化的音乐，却有着非常严密的科学布局。首先它可以把将要进入演唱的唱腔的板式、速度、情绪、气氛等，给琴师、演员和观众准确地提示出来，还要为唱腔击节定眼和随腔伴奏，如果没有以鼓板带动击乐，以击乐带动弦乐，再由弦乐带出演员进入演唱这一科学的章法布局，舞台节奏就会失控，演出也将陷入混乱。文场 秦腔文场由板胡、秦二胡、二胡、中音二胡、大提琴、琵琶、月琴、阮、扬琴、三弦、笛子、笙、唢呐等乐器，以板胡为领衔主奏。文场以演奏旋律为主，同武场炽烈的节奏形成线与点的文场胡主奏乐器衔和他弦管乐器伴奏唱腔或者演奏曲牌，给秦腔以活力。主奏板胡的琴师，被称为“文场一把手”，其领衔作用主要体现在包腔、转板、变腔和演奏曲牌四个方面。演奏板胡的著名琴师有刘发祥、荆生彦、张志珍、李智中、王东生、黄国璋、杨天基、王兴武、焦志敏等。秦腔琴师同时还扮演着创腔者的角色，其中琴师荆生彦和其兄荆永福，为李正敏伴奏多年，对“敏腔”的形成立下汗马功劳；王东生还对秦腔伴奏过门进行了改革和统一。目前秦腔尖板、滚板等板头过门，也是他创造和统一起来的。①包腔。文场伴奏唱腔时，不仅须与演员的行腔、放音、口法、润腔、感情的处理达到严丝合缝，还要为演员巧妙地补上无法唱出的音来，行话将这种巧补称为“巧偷妙补”。这两点，主奏的领衔作用至为关键，只有主奏包音准确无误，其他乐器才能自然跟随而上，并给演员以提携，给演唱以增色。当年秦腔著名琴师王东生为著名的秦腔丑角演员阎振俗伴奏，大凡阎振俗唱不上去的高音，阎“巧偷”而王“妙补”，唱与伴交相生辉，阎王珠联璧合，行内传为佳话。②转板。秦腔的唱腔，由多种板式联套组合而成，当从一种板式转入另一种板式时，琴师就要通过眼神、弓根、琴头的晃动等方式给全乐队的演奏员以暗示，并从节奏、速度、力度上提前给予铺垫，使文场队员顺畅自然地转入新的板式或曲牌，这就叫转板。③变腔。即在一段或者一句唱腔之内有欢音、苦音的转换。琴师的暗示与引导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琴师对唱腔中的变腔心中无数或不太主动，其他文场队员又没有思想准备，必然导致整个唱腔音乐调性的舛乱，演员也就无法继续进行演唱。④演奏曲牌。文场乐队除伴奏唱腔，还承担演奏丝弦曲牌的任务。单就秦腔而言，其所拥有的丝弦曲牌数目粗计也在五六十支以上，每支曲牌相对独立，各有专名，并有欢苦音之分。欢音类的曲牌有[大开门][小开门][普庵咒][点花开][梳妆台][小桃红][钻烟筒]等；苦音类的丝弦曲牌有[永寿庵][杀妲己][柳青娘][纺棉花]]张良归山][十月花]等。这些曲牌腔速有快、中、慢三体，且常以暴鼓、牙子、水子击节用于配合打扫、摆宴、做活、更衣、梳妆、庆贺、祭奠、思索、拜堂、奉琴、开门、关门、相会、行路、书写以及对话、舞蹈等。尤其秦腔的唢呐曲牌，其数量、表现力，都比丝弦曲牌要丰富，仅周坛先生传谱就达150余支。秦腔演出中凡升帐、狩猎、迎送、出阵、点将、设宴等戏剧场面，总少不了唢呐曲牌的烘托渲染。秦腔乐器 秦腔乐器分管弦乐器（俗称“丝竹”“弦索”）和打击乐器（俗称“锣鼓”“铜器”“家伙”）。民国初，秦腔乐队设置最少九人，分掌文、武场面所用乐器并演出伴奏。武场面四人，其中鼓板一人，钩镑、梆子一人，铙钹、铰子一人，小锣一人。演出时，居于上场门台口一侧，鼓板居中，小镑居左，铙钹居右，钩镑居后。文场面五人，其中二股弦一人，板胡一人，京胡一人，月琴一人，笛子一人。最早二股弦坐于后台中间屏风处，板胡、京胡居于下场门台口一侧，笛子、月琴在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板胡代替了主奏的二股弦并位居下场门台侧首席，二胡代替了二股弦的京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秦腔乐队无论乐器建制、伴奏形式及其规模，都有了更大的改进和发展。乐队改革 清末民国初，秦腔乐队虽分文、武两个场面，但乐器配置极其简陋。其中文场以二股弦为主奏，另有胡琴、大三弦、梆笛及闷胡子(低胡）等；武场有鼓板、梆子、铙钹、手锣、大锣、疙瘩锣等，另有马锣、云锣等特色铜器；牛角鳖、马号(三节号)亦属武场，但由检场兼吹。早期秦腔乐队编制人员少，一位乐师不能只工一行，每人都必须通晓数种乐器。拉二股弦的兼呐、笛子和弹二弦，拉闷胡子的还要掌握文场面上的各种乐器；敲板鼓的演奏唢呐、海笛，打铙钹的兼敲手锣，敲梆子的兼敲大鼓、马锣、云锣、堂鼓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琴师荆生彦变文场主奏为板胡，后经王东生改良，增强了板胡雄劲音色和音响共鸣。1949年后又逐渐引进西洋乐器，传统闷胡子代，进胡秦胡、中胡、二胡、扬琴、琵琶、阮、笙等民族乐器。七十年代，受样板戏影响，秦腔一度打破传统文、武场面分坐制，建立中西乐队混合编制；九十年代虽又恢复文、武分坐，但在乐器配置上，不仅讲求音色布局的科学性和声部间的平衡关系，还通过专业配器技法，大大增强了文、武场面的音色音响的丰满度和效果，使文武场面由单纯的伴奏直接参与戏剧创作和人物形象的刻画。

新编秦腔历史本戏。陈亚仙编剧。范克峻、严森林移植。生、净唱做戏。兰州市戏曲剧院首演。欧阳明、邢建仁导演，王笃作曲，舞美邱高师、毛乐乐。张兰秦、张安学、张小琴、施丽娟演出。本剧讲述了赤壁兵败后汉相曹操于郭嘉墓前大放悲声。曹操图大业需良才，招贤纳士，杨修携一壶酒半囊书投奔而来。英雄相遇，曹操意图挽回惨败的形势，聘杨修为仓曹主簿。杨修遂与孔文岱一起为其筹备军粮马匹。然而曹操生性多疑，念及孔文岱乃所杀孔融之后，又逢小人进谗言，冲冠一怒，杀了为筹粮马辛勤奔走的孔文岱。事过曹操悔之晚矣，却不甘认错，以“休教天下人负我”为己开脱，遂撒下梦中杀人之谎。杨修痛失挚友，洞悉丞相的谎言，一意要逼曹操认错。为顾及颜面，曹操杀了夫人倩娘，又将鹿鸣女许配杨修，为杨修牵马引缰。曹杨的联姻还是敌不过嫌隙日深。杨修的不依不饶与盖世聪慧激怒了曹相偏狭暴戾之心。曹杨两不相让，鸡肋之争更使得两败俱伤。杨修借题发挥，做最后一搏，试图警醒阿谀声中的曹操早日退兵。然执意出兵雪耻的曹操焉能听进逆耳的忠言！曹操斥杨修扰乱军心，欲斩之而后快。杨主簿恨赴阴曹，曹丞相欲成就之霸业也就此一蹶不振。孰是孰非，两人心中似明非明，空余下招贤的悲凉鼓声。

秦腔剧目选集。西安易俗社编。1982年7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选录了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范紫东、李约祉、吕南仲、李仪祉、封至模、谢迈千、淡栖山10人。1949年前编写的12个剧本，并对每个作家生平、著作情况做了简要介绍。书前有郭汉城所作之“序”。